《女教授》：冲向风车的孤勇者

南大小仙女

（本文2022年8月26日首发于《北京晚报》）
16世纪初的伊比利亚半岛，正处于黄金世纪的起始期。彼时的西班牙王国，经济昌盛，文化繁荣，文艺复兴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航海大时代的来临更是使其领土扩张到了北非和美洲。在这个人文荟萃、百花齐放的时期，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戏剧领域，西班牙都涌现了一大批流传后世的经典之作。在这个革命鼎新的时期，这片土地上还诞生了一个教育史上的异数，一个时代的早产儿，那就是历史上第一位站上大学讲台的女教授——路易莎·梅德拉诺。
西班牙女作家玛利亚·洛佩斯·比利亚尔基德的《女教授》一书，讲述的就是路易莎·梅德拉诺如何冲破藩篱、登上讲台的故事。不同于常规的编年史叙事方式，作者发挥自身专业特长（文献与电影分析博士），采用了POV写作手法，将蒙太奇融入小说创作之中，从多个人物讲述路易莎的成长故事，也从多个角度呈现路易莎的人生历程，犹如拼图一般，拼嵌出这位女教授跌宕起伏而又波澜壮阔的一生。
同时，作者对参考材料和历史细节进行了严谨的考据和详细的汇编，在此基础上融入了大量的文学想象和艺术加工，使得这部小说突破了虚构写作与非虚构写作的边界，既具有纪录片的真切与纪实，又具有电影的丰富与精彩。
15世纪末，路易莎出生于西班牙西北部索里亚省阿尔马萨市的一个贵族家庭，在她三岁的时候，父亲和外祖父在一场战争中死去。受到西班牙双王的庇护，她的母亲被召进王室，作为掌事侍女服侍伊莎贝尔女王。路易莎从小便展露出了过人的才智和求学的热情，也立志要登上讲席，成为一名教书育人的大学教授。
在圣格雷戈里奥城堡的家中接受基本教育后，路易莎又来到了西班牙王室，与王子公主们共同学习，并在王室图书馆孜孜不倦地汲取知识的营养。之后路易莎前往西班牙最好的大学之一萨拉曼卡大学，在那里学习文法和修辞学，并以优异的成绩在二十四岁那年成为了一名文法和修辞学学士。
有赖于伊莎贝尔女王的背书，路易莎能够以唯一的女学生身份在萨拉曼卡大学学习，已是破天荒的事情，若想成为该校的一名女教授，在当时的政治氛围、社会环境和文化气候下，无异于痴人说梦。但路易莎并未畏葸不前，而是继续潜心苦读，挑战时人眼中的不可能，最终在竞争教席的演讲中，用“一个男人的沉稳与从容”完成了一次光芒四射的讲演，成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登上讲席的女教授。
在担任讲席教授的四年期间，路易莎凭借精彩的授课内容和巧妙的教学形式，成为了一名十分受学生欢迎的教师。遗憾的是，由于学校传统势力的持续反对、其弟路易斯担任该校校长（避免利益冲突）等因素，路易莎还是离开了她挚爱的大学校园，靠给有志学业的学生私下授课为生。最后，在43岁的美好年华，路易莎“死于一种高烧不退的可怕疾病。或许，是某个心怀妒意的敌人给她下了毒。又或许，是那个时代糟糕的分娩条件要了她的命”。可悲的是，路易莎——这个历史上第一位登上讲席的女教授——在静寂和凄凉中离开了人世，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她应得的姓名。
路易莎的悲剧绝非偶然，在14至16世纪的欧洲，尽管文艺复兴高举人文大旗，倡导人的解放，但其中的“人”只限于男人，女人只是被放逐于艺术、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局外人，就像路易莎，再才华横溢，再不懈奋取，偌大的西班牙也安放不得她一张平静的讲台。
伊拉斯谟的学生、西班牙著名人文主义者胡安·路易斯·比维斯在其1523年的著作《基督教女性的教育》中就有这么一段话，“因为女人是一种软弱的存在。她对自己的判断不是很坚定，也十分容易受到欺骗，正如人类的母亲夏娃那样，险些被魔鬼耍得团团转。所以，不宜让女性来传授知识，免得她自己反被谬论说服，也免得她借教师身份的威严蛊惑众人，轻易将他人也带入其谬论之中……女人所需要的，是诚实与审慎。对女人来说，沉默并不是一件坏事。”在小说中，胡安·路易斯·比维斯也是强烈反对路易莎继续任教的主要人物这一，在他看来，让女性来从事教育，会带来危险的诱惑，导致学生精神腐化和灵魂堕落，就像小说中多次出现的连接图书馆与中央庭院的楼梯上面的女人形象，时刻在警告这种毫无来由的威胁——“无论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无论是以何种纷繁危险的形式呈现，这种诱惑都会成为那条通往知识之路的阻碍。它会使人偏离正道，走向灭亡。”
但路易莎至少实现过自己的梦想，享受过在讲台上教书育人的时光，虽然在重重阻力下最终还是不得不离开讲台，走向生命的荒芜。在浩浩荡荡的历史中，即使有过许多璀璨开明的启蒙年代，但对于女性来说仍是漫长的蒙昧岁月，就连鼓吹思想解放的伟大的文艺复兴也是如此。身处中世纪的尾声，路易莎毫无疑问是那个黑暗时代中的一束光，划亮了幽微的夜空，闪烁出一抹点燃闪电、声震人间的女性光彩。她是西班牙黄金世纪的孤勇者，在窄门暗巷中捕捉前路的光明；她也是敢于追梦的堂吉诃德，不顾风车的庞力，毅然撞向人造的樊笼。
其实，无论是在哪个领域，女性从来不曾缺席，只是由于男权社会的结构性挤压，她们被除掉了姓名，被剥夺了话语权，导致了“缺席的在场者”或者“在场的缺席者”的尴尬地位。不可否认的是，在漫长的性别史中，女性无法拥有自我身份，而身份恰恰意味着对自我命运的掌控。她们作为社会体制中的弱者，在性别等级制度运作中一直处于被定义、被凝视的弱势地位，这种定义与凝视渗透了权力运作色彩，不仅包括观看的权力，还掺杂了欲望的权力、塑造的权力、禁止的权力。女性作为“第二性”，是男性/欲望凝视的客体与物欲的对象，经受着鲁迅先生所言的“无物之阵”的困局，“分明有一种敌对势力包围，却找不到明确的敌人”，无奈沦为了有形或无形的受害者。正如上野千鹤子在《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中所说，所谓强者的特权，就是可以无须对弱者展开想象力。由于权力关系不平衡，弱者会直接受到压迫，因此不得不思考。弱者必须考虑强者，对强者展开想象力，但强者不需要对弱者展开想象力。
再往深了说，就连本书的书名“女教授”，也含有某种性别上的戏谑色彩，因为我们从来不会称呼一个男性教授为“男教授”，却经常在介绍某位女性时，附加一个多余的前缀，如女教师、女医生、女律师、女企业家……这种性别观念可能在潜意识中规训着每一个人，导致我们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刻板偏见，哪怕是本书作者，一个高知高能的女性，也要用“女教授”这个题目去凸显路易莎在男权社会中的艰难突围。
阅读《女教授》，立体的文本编织出了鲜活的画面，我们犹如看到路易莎带着美丽的光环和坚韧的气质，从中世纪明灭的光线中向我们走来。我们在字里行间也感受着她的迷茫与执着、无奈与笃定，体认着她的痛苦与荣耀、卑微与伟大。也幸好有这部小说，它复活了一个潜隐于历史深处的传奇女性，再现了她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正如译者对路易莎的短暂人生所做出的精准概括——她是特立独行的，是不合时宜的，是一腔孤勇的，是单枪匹马的，是以寡敌众的，是理想主义的，是堂吉诃德的……那个聪慧卓绝的路易莎，哪怕冲撞了律法、打破了传统，最终还是在历史的角逐中做出了自己迫不得已的牺牲，黯然归于沉默与隐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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